澳門教區社會傳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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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方濟各 2014年第48屆世界傳播日文告 傳播為真正的相遇文化而服務 2014 年6 月1 日,主日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愈來愈「細小」的世界;如此說來,在這世界中,人們本應愈來愈易於彼此親近。各式各樣的交通和傳播技術的發展使我們更緊密,彼此連繫愈趨緊扣,而全球化的現象亦使我們日益彼此依存。然而,分裂仍存在於人類之間,有時且是非常明顯。在環球的層面,我們看見富者的奢侈和窮人的悽苦之間慘不忍睹的鴻溝。有時我們只要在任何一個城市的街道上走走,就會看到棲身在行人道上的人與五光十色的商店之間的強烈對比。我們對這一切已習以為常,以致無動於衷。世界正在受不同形式的排斥、邊緣化和貧窮之苦;以及也受到結合經濟的、政治的、意識形態的,甚至不幸地結合宗教信仰的各種矛盾衝突的痛苦。 在這世界裏,媒體可使我們感到與他人更緊密;可使我們感受到一種全新的人類家庭大合一的感覺,而促使人們互相扶持(solidarietà)並認真地投身於更有尊嚴的生命。良好的傳播溝通有助我們變得更親密、更彼此了解、更團結。只有當我們妥善去互相聆聽和彼此學習時,我們才能跨越分隔我們的圍牆。我們需要透過那些增進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對話方式來處理彼此間的分歧。相遇的文化不單要求我們準備好給予,也要求我們從他人處接受。媒體可在這事上幫助我們,尤其在今天,人類傳播溝通的網絡已達到前所未有的發展。特別是互聯網足以為我們提供大量彼此相遇和互相扶持(solidarity)的機會。這是件好事,是來自天主的恩賜。 然而,這並不代表當中沒有問題:資訊流通的速度已超出我們反省和判斷的能力,且不容我們作思量和修正我們表達內容的機會。我們也許可以視林林總總的觀點為一種財富,但這些觀點也可能被局限於只是符合我們的期望與想法,甚至只是符合某些政治和經濟利益的資訊汪洋中。傳播溝通的世界既能助我們成長,但或許會相反地使我們迷失方向。人類對數碼聯繫的渴望或許最終只會使我們與我們身邊的人、我們最親密的人更孤立疏離。不要忘記那些因為種種原因而缺乏社會媒體的人,會受到排擠的危險。 儘管此種種局限都是實在的,卻不能成為我們放棄社會媒體的理由;相反,這些局限提醒我們,傳播溝通畢竟是人的成就而非科技的成就。那麼,在這數碼環境中,甚麼才可幫助我們在人性上和互相了解上有所成長?譬如,我們需要重拾一種緩慢(lentezza)和冷靜(calma)的感覺。要靜下來去聆聽,是需要時間和能力的。如果我們需要去了解那些與我們不同的人時,我們也需要耐性:只有當我們並非只是去容忍(tollerato)對方,而是當對方知道他真的會獲接納時,他才會完全表達自己。只要我們真正願意去聆聽別人時,我們就能學會以不一樣的眼睛來看世界,並學會欣賞在不同的文化和傳統中所彰顯出來的人類經驗。我們便能識得更好地去欣賞藉基督信仰所啟發而產生的各種偉大的價值觀,例如視人(human)為人(person)的看法[見注一]、婚姻和家庭、在政治領域和宗教領域之間的區分、互相扶持(solidarietà)[見注二]和輔助而不干預(subsidiarietà)[見注三]的原則,等等。 那麼,傳播又如何能夠為真正的相遇文化服務呢?對我們、主的門徒來說,按福音精神來與人相遇又有甚麼意思?我們儘管身負局限和罪過的狀況下,是否能夠真正地接近他人?這些提問都可總結在一天有位經師──亦即一位傳播者──向耶穌問的問題:誰是我的近人呢?這問題幫助我們以「近人之情」(proximity)的概念來理解傳播。換句話說,我們在使用傳播的媒介和數碼技術所創造的新環境時如何體現出「近人之情」?我在良善的撒瑪黎雅人的比喻中找到答案,那亦是一個傳播者的比喻。事實上,那個傳播的人,使自己成為近人。而那位良善的撒瑪黎雅人,他不只是使自己成為近人,他更使自己成為那位被找到幾乎死於路旁者的照顧者。耶穌卻把看法完全反轉過來:不是指在他人身上認出別人是我的同類,而是指我使我自己成為別人的同類的能力。因此,傳播意味著意識到我們都是人、都是天主的子女。我樂意把這種傳播的能力定義為「近人之情」(proximity)。 當傳播的主要目的變成了誘導消費者和操控人的時候,我們所面對的暴力侵犯與比喻中被搶匪毆打後棄於路旁的人所受的沒有多大分別。無論是那肋未人還是那司祭都不視他為他們的近人,反而視他為一個要避之則吉的陌生人。當時約束他們的是儀式上的潔淨律。今天,我們仍面對類似的風險,即媒體以類似的方式約束我們,使我們忽略我們實實在在的近人。 單單在數碼「街道」上走走逛逛是不足夠的,只是與網絡連線是不夠的:連線必須有真正的相遇。我們不能單獨生活,困鎖於自己之內。我們需要去愛,亦需要被愛。我們需要溫和親切[之情]。傳播的策略並不擔保傳播[本身]的真、善、美。此外,媒體的世界本身亦不能夠漠視對人性的關懷;相反,媒體是被召叫去傳遞溫和親切[之情]。數碼網絡能夠成為一個富有人性的地方;即不只是個電線的網絡,而是個實實在在有人性的人的網絡。媒體的中立性只是外面的:只有那些全身投入(如粵俚:落場參與)於傳播的人方值得成為我們的參照點。全人投入乃一個傳播者之所以可靠的基礎。因此,那就是何以基督徒的見證,透過網絡,能夠觸及存在的邊緣。 我多次重申:在一個走在不同街道上而跌跌碰碰的教會,與一個自我中心成疾的教會之間,我毫不猶疑更喜歡前者。那些「不同的街道」就是人們生活其中的世界,也就是在實際上和情感上可觸及他們的地方。在這些街道之中,就有數碼街道,它擠滿著不時受了傷的人:男男女女都在尋求一種拯救和一個希望。也可透過網絡,基督信仰的訊息能夠前行漫遊「直到地極」(宗1:8)。打開各教堂的大門也意味著在數碼環境中打開它們,無論人們處身人生的任何境況,都讓他們進來,並讓福音能跨出殿宇的門檻,出去與所有的人相遇。我們被召叫去作見證,去見證這教會是所有人的家。問題是:我們能否傳遞出一個這裡的教會的面容?傳播幫助我們去為整個教會的傳教使命的召叫(vocazione missionaria)定下模式,而現在各種社交網絡就是我們活出這召叫的場所之一,去讓人重新發掘出信仰之美、與基督相遇之美。在這個傳播的環境下,教會可做的另一項服務,就是帶來溫暖,鼓舞人心。 基督徒的見證並不是由宗教訊息的疲勞轟炸,而是藉甘心情願為別人付出自我而成就,就是「樂意讓自己耐心並尊敬地捲入他人在尋求真理與人生意義的路上所遇到的問題與疑惑。」(本篤十六世,第四十七屆世界傳播日文告,2013)。我們要回想厄瑪烏之徒的故事情節。我們要懂得去與今天的男男女女交談,去明白他們的各種渴望、疑惑、希望,並帶給他們福音──即耶穌基督,成為人的天主,祂死而復活為拯救我們於罪過和死亡中。這項挑戰需要深度、對人生的關注,以及屬靈的敏銳。對話交談意味著深信別人有些好的東西要說,去讓對方有空間去表達他的觀點和提議。對話交談並不是要放棄自己的想法和傳統,但要放棄那份視自己的想法和傳統為唯一和絕對的妄自尊大。 讓那包紮受襲者傷口並為之注油和酒的撒瑪黎雅人的形象可作為我們的嚮導。讓我們的傳播成為舒緩痛苦的香油、成為帶來喜悅的醇酒。願我們的光輝並非來自一些花招戲法或特效,而是來自我們使自己充滿愛和溫柔地成為沿路碰到的所有受傷者的近人。不要害怕去成為數碼空間的公民。教會為了去與今天的人對話,並帶領他們去與基督相遇,在傳播世界中她的關注和臨在是十分重要的:一個沿路作陪伴者的教會懂得如何讓自己與所有的人同行。如此說來,在傳播和資訊方式上的革命是一個巨大而富激情的挑戰;這挑戰要求我們去以新穎的能量和嶄新的想像力來向他們傳遞天主之美。 教宗方濟各 2014年1月24日於梵蒂岡 聖方濟各沙雷士紀念日 (信訊雙週刊恭譯) 譯注一)簡言之,human在哲學和神學中,主要側重指人之為人的共同特徵。而person在哲學和神學上慣譯為「位格」。Person一字主要側重指人之為人的共同特徵的個別表達。梵二後教會在現代世紀的牧職憲章提出person的八個向度,人是:自主體、有身軀的自主體、處身物質世界中、傾向於你-我關係(I-Thou)、處身社交群體中、乃天主的肖像因而有對超性的尋求、有歷史的(其過去及期望的將來都對人有深層的影響)、既平等而又獨特。因而,無論定義如何,每個人(person)都擁有這些人的本質(human nature),但每個人所擁有這些本質的內容,都不相同。而這些內容上的不同,就把每個人(person)從人類群體(humanity)中區分開來。本人認為,教宗方濟各在這篇文告中所強調的人與人之間的溝通(personal communication),是兩個人全心、全意、全人的真正相遇;而非只是傳播訊息,有如公務往來般的溝通。推而廣之,教會無論是藉信友各人或教會團體臨在於網絡中,非為把教條如公務訊息般傳達,而是全心、全意、全人地與一個全然的他者(the other)真正地相遇。 譯注二)Solidarity,慣譯團結關懷,在社會學中本指一個社交群體中成員之間彼此依靠的程度;教會訓導傳統假借此字,並賦予新義,指人的群體中的一份彼此照顧關懷。Solidarity是教會社會訓導的五大原則之一(見教會社會訓導彙編第四章第六節)。以中文諺語來說,與四海之內皆兄弟(姊妹)非常相近。 故本人以為互相扶持似乎更合原意。可見,在教會社會訓導的傳統,solidarity多與社會慈善公益救濟事務有關。 譯注三)Subsidiarity,來自拉丁語動詞(subsidio;幫助、援助),慣譯輔助,亦是教會社會訓導的五大原則之一(同上,第四章第四節)。Subsidiarity本是組織管理的原則之一,即下放權責(decentralization)。其本意即若下層(即下屬或子弟)有能力做好的事,上層(即上司或父母師長)不應干預,反而應真心幫助他以自己的判斷和能力履行責任。故本人以為譯為「輔助不干預」較為貼切。其實,早在1831年(即教會頒佈第一份社會訓導文獻之前的六十年),法國學者托克斐(Alexis de Tocqueville)就已在美國的民主發展(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一書中藉比較美法兩國的大革命就已提出,輔助不干預原則不單有助行政更為有效,亦能有助公民意識發展。因為這原則讓人民有更多機會參與公共事務,從而習慣善用自由。這點,可類比於教會生活。可見,這原則多涉及組織行動和權力分配的問題,亦與另一教會社會訓導原則──積極參與(participation)──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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